律师的战场在哪里？法庭之外是否也是律师的阵地？与会律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也有困惑

　　编者按

　　备受关注的李天一涉嫌轮奸案已历半年，尚未开庭，但口水仗已经打得很厉害。口水仗的主角，是双方的律师，他们互不相识，却几乎日日“隔空骂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到了聚光灯下，供人剖析、解读、玩味、消遣，也引发律师界的争论和反思。

　　当自己代理的案件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时，作为律师是否应该在法庭外发声？律师的战场在哪里？法庭之外是否也是律师的阵地？如果法庭之外要发声，律师又该如何表达？

　　专家指出，律师作为法律专家，要根据委托人的个人背景，为他制定一个最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方案。以委托人利益为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红线。这也是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与社会公众的大众伦理有区别。但无论如何，律师的庭外言论还是要按拳谱出招。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李天一涉嫌轮奸案尘埃未定，关于他的代理律师的论争已经展开。

　　8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一场主题为“公众事件中的律师定位与形象传播”的研讨会上，几十名律师坐在一起，为他们的同行争论不休——有人称赞作为李家法律顾问的兰和，说他“很了不起”；有人批评兰和，说他令律师行业尴尬。

　　由此引申开来，律师的战场在哪里，也成为激辩的话题。法庭之外是否也是律师的阵地？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也有困惑。

　　兰和说他并没有得到会议的邀请。

　　律师的战场界线问题，从来不只是哪一起个案的全部内涵，不从李天一案开始，也不会随着李天一案而结束。

　　同行的争吵

　　虽然觉得作为同业人士相互批评并不太好，律师柴冠宏还是当众表达了他对兰和的“不理解”。

　　柴冠宏既不理解为什么兰和会主动站出来面对媒体，也不理解兰和为什么向媒体和公众不断地提前发布信息，将己方的辩护观点提前公开。

　　“在司法审判上，律师的地位和作为是无法逃避的，但在所谓的无形的道德审判中，律师原本可以不出现。而且在过去，律师的辩护思路在开庭前是回避交流的，希望在法庭上像抛出炸弹一样产生轰动效应。现在都提前公布出来了，反击角度别人都能看得很清楚。”

　　柴冠宏几乎是不客气地说：“与其说是在宣传、反击，不如说在炒作，甚至说是恶意炒作。”

　　他的发言马上遭到律师孔伟平的反驳。

　　孔伟平声称他并不认识兰和，但认为兰和“很了不起”。

　　他认为律师只对自己的委托人负责，首先关注委托人的利益。至于社会的公正，不是律师的责任，律师负责发声，媒体自由选择。

　　也有律师与柴冠宏持同样的观点，“不太赞同打口水仗”。律师赵学强认为律师的战场在法庭上，尤其是像李天一案这样有受害人的案件，受害人已受到一次伤害，此时再通过舆论去争吵，对受害人进行人格上的诬蔑，二次伤害，处理不好受害人不会谅解，这是不利于被告人的。

　　以为散户代言向上市公司和基金巨头叫板而出名的律师张远忠认为，无论是当事人的律师还是案外律师，都应该积极参与公共事件。“当你代表弱方跟强方对抗的时候，你需要媒体支持你。”

　　提到李天一案，张远忠坚持认为他的律师是应该发声的，有必要把真相告诉公众，别让道德来进行审判。“李天一的确出身有钱人家，而且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不能归为他就是坏人。”

　　律师杨兆全则相信兰和的言论不是一时冲动的头脑发热，而是经过精心准备反复权衡作出的，肯定考虑过合法、合规以及合意的问题。

　　“如果不合法，公安局就把他带走了；不合规，司法局就把他带走了。至于当事人的心意，兰和应该征得了李家的同意，并且李家是配合的。”杨兆全说。

　　令行业尴尬？

　　在兰和被聘为李家法律顾问后，作为李天一监护人的梦鸽曾向法院申请将此案公开审理，被后者驳回。

　　这是兰和最不受同行待见的地方——刑诉法中对被告人未成年或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明确规定为不公开审理——这是律师应该知道的基本常识。

　　“别人会问，你们律师就是这样的吗？连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都知道不能公开审理。”柴冠宏说这很令人尴尬，公共事件中的律师没有向公众表达自己对法律的敬畏，而是发表让老百姓感觉是破坏法律的说法，这是不考虑社会责任和不为律师群体负责的做法。

　　孔伟平则认为在公共事件中律师遭受非议没有关系，受到的批评回头想想会看到它的价值，律师只需要对外展示真实的形象。

　　也有律师表示不以为意，认为没必要因为一些律师让公众非议而认为他们抹黑了律师群体：“你要是特别大的律师，人家不会把你跟兰和搅到一块。”

　　此前业内对刘志军的辩护律师的质疑声在这样的场合也被提了出来：刘志军案件庭审只用了3个半小时即结束，这引起了业内许多律师的批评，质疑律师并未严格依法辩护。作为刘志军的指定辩护律师的钱列阳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孔伟平坦言他与钱列阳私交甚好，他对钱说，这个事情你得到批评活该，你做这个事情不能两头都得。“那个案子中律师形象真的不好。”

　　透过公共事件中的表现来评价律师形象，律师柳波深有感触，他此前曾是山西关氏兄弟涉黑案件的辩护律师。

　　柳波总结，有五大矛盾可能导致律师的整体形象不佳、口碑受损：一是理性客观和当事人身份上的冲突；二是媒体信息筛选和直接原意表达的矛盾；三是公众感性情绪和法律理性的矛盾；四是公权力话语和私权表达的冲突，即针对同一公共事件，公权力和律师同时发声，相向而行；五是真相不明与客观理性表达的冲突。

　　“公共事件是引人注目，万人瞩目，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荣光。”他感慨。

　　律师要不要发声？

　　当自己代理的案件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时，作为律师是否应该在法庭外发声？

　　律师郝春莉直言有时候自己也会感到困惑。

　　郝春莉是晋商丁书苗的辩护律师，最近深受各路媒体关注，以致于她电话不敢接、短信不敢回：“请理解我，我们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以博名、博眼球为价值取向。”

　　郝春莉此前也办过许多大案要案，包括吴英案、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案等，她总结起来认为公共事件中律师应要在忠于事实、服从法律的基础上以委托人为中心。如果借助媒体的报道，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或者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要求助于媒体，反之，则一定要回避媒体。

　　“过去这些年我们接到大案专案比较多，在当下这种仇官仇富的心态下，尽量避免媒体的报道会有利于公正审判。”

　　但有的时候郝春莉也会困惑，看到媒体曝出很多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属于保密阶段的案情，报道是偏颇的、片面的，这个时候要不要澄清，该不该反击，该不该发出声音？

　　自称从广东北逃至北京的律师龙元富说，在有些特殊案件中媒体很重要，比如吴英案和曾成杰案：“律师发声是应该的。但我反对有的律师说只要不违法，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专门研究法律职业伦理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教授介绍，在职业伦理发达的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很多涉及案情的内容律师是不能对外披露的。但如果控方发布了类似的信息，辩护律师也可以发布，作为还击。

　　他说其实任何国家司法抵御民意的能力都很低，正是这样，西方国家隔绝民意。“兰和是老老实实任人宰割还是挺身而出，可以讨论。他的做法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不好的后果，他是冒险的，冒险值不值得，也可以讨论。”

　　从湖南赶到北京参与研讨的律师孙创前认为，律师在代理公共案件时，应以规范的形式来表达诉求。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全国律协没有出台这方面的规范。

　　他质疑李天一案涉及未成年人及被害人隐私，律师提前把案情展示出来，是否涉及到违反职业道德，是不是合规。

　　专家：律师表达要谨慎

　　在律师赵亮看来，鉴于我国法律传统长期缺失，公众的判断基本上都是依据个案的是非善恶，律师如果为好人伸张正义的话，会受到赞美，一旦为所谓的坏人代言的话，非议自然而然就来了。“这种情况下律师不必迎合公众的口味。”

　　北京外国语大学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展江教授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国内的法治事件，因为国内的多数公共事件都涉法。他认为律师披露相关信息是其权利，但如何披露值得研究。

　　展江建议律师在案件的表达中要谨慎。他提到了今年在江苏靖江发生的王全璋律师被拘留一事。

　　今年4月，北京律师王全璋在江苏靖江法院出庭时被司法拘留，法院称其在庭审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庭程序，在业内和舆论的广泛关切下，王全璋于3日后获释。

　　“这个年轻的律师我们都挺他，但事后了解他在法庭上的表达是有问题的。”展江说。

　　展江更注意到公共案件背后的社会分裂，当下的社会思潮是分门分派的，不同的人群对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评判。

　　他观察到，在实践中，如果一个律师为一个富人辩护，那一定会与公众产生矛盾；但如果代理涉及官民冲突的案子，律师的压力就会小得多。

　　作为研究媒介伦理的学者，展江一直关注李天一案件的报道：“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开庭，连开庭时间都没有公布，但是口水仗已经打得很厉害，双方的律师、个别网民甚至是传统媒体，都做了信息披露和所谓的独家调查。”

　　展江说，这样一个公共案件在互联网时代拖得太久是很麻烦的，有些媒体按捺不住，根据知情人的曝料进行调查，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对司法造成干扰。

　　展江承认，很多人关心的媒体审判，其实在中国可能是伪问题。“因为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往往不能真正影响法官，但是影响领导。”